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研究叢刊
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使臺灣進入歷史新頁，在此背景下，清朝與英國官員就開港設關如何實踐，在兩國之間和清朝內部都出現許多辯論與較量。眾所周知，臺灣最後共開雞籠、淡水、安平與打狗四個口岸，然而打狗原來並未載於條約之中，何以最後能夠成為條約口岸呢？過去多將打狗的開港視為中西衝突後回應西人要求的產物，這樣的討論往往將臺灣開港的過程簡化為一個時間點，從而忽略了過程之曲折，以及這段過程的意義。
本書試圖將打狗開港與打狗海關的開辦放回19世紀條約體制中西交流的背景下，融入晚清中國與臺灣自身的歷史脈絡，將促成打狗開港的不同群體個別討論，從中央層級政府與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爭奪財政資源的角度重新討論「打狗為何開港？」這個問題。
【此書為高雄研究叢刊第12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