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夕，普京在葉利欽總統的拔擢之下接掌了政權，一夕之間在俄羅斯從默默無聞的政治官僚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政治明星。筆者發現，大眾傳播媒體正是在普京的治國方略中扮演著最關鍵的輔助角色，普京對媒體體制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結束了寡頭媒體動搖國本的紛亂年代，另一方面開啟了媒體國家化與社會化的進程。俄羅斯媒體國家化進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國家資本進入金融寡頭的媒體，以及國家電視廣播媒體監管機關和領導集團─全俄羅斯廣播電視公司的中央集權管理形式的建立。在俄羅斯是否在足夠的公共領域空間成為西方關注的一項的焦點，國家與社會的區隔性是界定媒體是否有哈貝馬斯（J．Habermas）所稱的公共領域的標準。若是將國家社會型態以政府、社會團體與公民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互動關係來看，那麼政府介入媒體專業化運行越多，導致社會團體與公民在媒體發聲的權力就越小，也就形成了一種「國家社會化」或是「社會國家化」的重疊狀況，這一種缺乏公共領域的狀態，例如蘇聯時期，另一種沒有公共領域的狀態是媒體在體制內由於非專業化的介入因素而完全失效，媒體脫離社會團體與公民個人，導致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完全脫離，媒體沒有發揮聯繫協調的作用，例如蘇聯末期最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