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我因為聽了椎名林檎而產生了新的小說構思。以林檎為原型，我創造了不是蘋果這個人物，加上另一個同樣是二十來歲的女孩子貝貝，組成了小說《體育時期》的兩個女主角。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以椎名的歌曲作為背景音樂寫成的。當中那些有點刻意模仿椎名風格的歌詞，其實是假託於兩個女主角而寫的詩歌。因為椎名，我發現了日常生活還存在詩的可能，也通過椎名，我才得以首次寫出了類近於詩的形體的東西。我從前一直以為，我和詩是絕緣的。《體育時期》是關於兩個年輕女孩和人生侷限搏擊的故事，但我極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尋和幻滅的俗套，或者變成對青春的濫情頌讚和懷緬。我想寫的不是抽象的青春，而是陷於具體環境條件侷限和個人心理缺憾的成長後期生存狀態。那是在放棄個人堅持的社會化門檻上最後的停步省思。我也拒絕用友誼或其他既有的籠統觀念，去形容兩個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反而以更繁複的手法和反覆的辯解，去說明一種可以跨越人際障礙的共同感。這種共同感甚至可能——或者必須——建基於恥辱的體驗，也即是尊嚴受到生存狀況剝奪的體驗。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最堅實，最可信賴的共同立足點。
